2011年1月11日,歼-20在成都完成首飞。当天正好赶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中国隐身战斗机提前问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国媒体。 2009年,盖茨还在公开演讲中判断,中国到2020年都不会拥有第五代战斗机。 歼-20首飞后,他在北京对记者承认,中国在这型飞机上的进展,可能比美国情报部门此前预计的要快一些。“中国瞒了全世界”的说法,就是从这种反差里传开的。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歼-20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它前面有苏-27的引进和生产线谈判,有歼-9的下马,有歼-10将近三十年的研制,还有几代航空人前后接力。 一、趁变局引进生产线,借外力补齐起点 西蒙诺夫早年从事滑翔机设计,一位即将退休的军界高层看中他的才华,把他推荐进了苏霍伊设计局。 成为苏-27的主力设计师后,他提出的目标很明确:要造一架能够对抗美国F-15的飞机。 1975年苏霍伊去世,西蒙诺夫接任总设计师,随即对苏-27的外形做了大幅改动。 当时最初的外形方案已经投产,他仍然坚持叫停,推倒重来。 改进后的新外形在空气动力学等方面比原方案提升了一大截。 1989年,苏-27在法国布尔歇航展上做飞行表演,路透社评论说,它凭借蛇一般灵活的机动性能,挑战了美国空军的霸主地位。 西蒙诺夫后来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还被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选入名人堂。 苏联解体后,西蒙诺夫主动游说政府高层放开苏-27出口,靠这条路保住了苏霍伊设计局。 在他的推动下,苏-27系列一度占到俄罗斯军工出口额的一半,后来又陆续衍生出苏-30、苏-33、苏-34、苏-35等机型,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 而中国空军后来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踩在他的肩膀上走过来的。 当时中国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大批量购买苏-27成品,所以在采购整机的同时,一直希望能把生产线和技术也引进来。 俄罗斯的想法正好相反,它只想卖成品赚钱。1995年12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再次率团访俄,中方坚持要求俄方转让生产技术。 为了给生产线谈判增加筹码,中方还签下第二批24架苏-27的采购合同,并且同意全部用美元支付,这让急需外汇的俄方松了一口气。 俄方之所以松口,背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当时的经济困境。 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两国都陷入了深度经济危机。 乌克兰交出了境内的核武器,换来的经济补偿据称约25亿美元,后来又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艘未完工的航母。 1995年,俄罗斯的GDP约为3955亿美元,按军费占GDP 2%到4%估算,一年军费最多约130亿美元,大约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4%。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基本谈妥了苏-27生产技术的转让。1996年4月和7月,第二批24架苏-27SK运抵广东的空军基地。 同年12月,俄罗斯副总理访华,与中方正式签署了引进苏-27生产线的协议。 按照合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下属的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要在15年内制造200架苏-27。 第一批飞机的机体全部由俄罗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提供,后续批次逐步过渡到中国自己制造,但这200架飞机所需的发动机、雷达、电子设备和机载武器,仍然全部由俄方供应。 这条生产线的分量,要拿当时的家底比一比才看得清。 此前中国空军的主力是歼-7和歼-8。 歼-7仿制自苏联的米格-21,相关技术是1961年从苏联转让过来的,到1970年才批量生产。 歼-8于1969年首飞,1980年服役。 这类二代机刚服役时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和美军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购买苏-27并拿下它的生产线,是中国空军发展史上的一条分界线。 进口76架苏-27之后,中国转向从俄方采购苏-30,苏-27则交给沈飞自己生产。 客观地讲,苏联强盛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把先进战机的生产线卖给中国,北方邻居的虚弱,在那几年意外地给中国空军打开了一扇追赶的窗口。 推动这一阶段的林虎完成了历史使命,接力棒交到了宋文骢手里。 有了苏-27生产线,中国可以从仿制入手,着手研发真正属于自己的高端战机。 二、歼九下马留住人,歼十首飞破困局 细心的人会注意到,中国有歼-7、歼-8、歼-10、歼-20,偏偏没有歼-9,这个编号其实是有来历的。 1970年,300多名一线航空科研人员从东北奔赴成都,组建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也就是后来常说的“611所”,所长就是宋文骢。所里当时只有一个项目,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歼-9。 围绕歼-9,研究所做了500多项模型、12000次高低速风洞试验、258项结构强度、系统、特设和材料试验,还有15000多小时的计算分析。 可到了1980年,研究所接到通知,项目下马。同一时期沈飞的歼-8正式定型,国家停止了对歼-9的拨款,研究所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 为了留住年轻的设计队伍,宋文骢从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手里“抢”来了已经接近投产的歼-7Ⅲ项目,按照完整的设计流程重新走了一遍。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锻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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